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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朝圣之途》节目的听众朋友，你好！记得上个星期我在节目当中为您介绍的两个重点。一个是历史学家们所谓的中古时代，并且还将中古时代划分成前期、中期、后期三个阶段，我们也概略的简明的述说了这三个时期教会的情形；第二个重点，我所提到的是中古前期，入侵罗马帝国的北欧蛮族的来龙去脉。而今天我要在节目当中花一点时间为您介绍日耳曼民族在政治社会上所形成的政风，还有民俗习惯，以及他们的一些思想和观念，如何影响了中古欧洲的历史。如果时间足够的话，我就接着分别的介绍各个不同的部落迁移的经过，欢迎您的收听。

　　根据泰西塔斯的记载：日耳曼人的社会有贵族、自由民、由奴隶而获得自由者，以及奴隶等四个阶段。在早期，一般的日耳曼群众究竟享有多少自由，近代的历史学家们曾经有过激烈的争论。我们可以猜测到的是，因着文化的进步，自由民和贵族之间的距离也随之增加。社会和政治的权利，逐渐的集中操纵在贵族们的手中，日耳曼人的家庭是社会的基础。许多的家庭合而为宗族，他们也和其他政治组织还没有健全的原始民族一样。日耳曼人的社会和政治活动中心也是宗族。在族长的领导之下，为全族人的安全负责；即使以武力去对付敌人，也是在所不惜的。

　　除了对宗族的忠贞之外，还有所谓的扈从的习惯。一些好勇的年轻人，自愿的隶属于一位富有战争经验和享有声誉的老壮士。他们之间树立了一种强烈的活有关系，也就是个人的忠贞。这些年轻人一方面可以学习战争的技术；另一方面又可以得到老壮士的保护，并且还可以分享战利品。而这些年轻人呢？他们都属于贵族阶级。所以，扈从并不会降低他们原来的身份。而且这种关系在双方同意之下可以随时解除。中古封建社会里的领主和附庸的关系，就正是由这种日耳曼社会关系所演变而来的。

　　农耕和战争是日耳曼人生活的两大资源，农耕的单位是农村，而战争的单位则是老壮士们的扈从。因此，近代的历史学家认为，日耳曼人有两种不同的农村制度。一种是由奴隶操作，老壮士可以坐享其成；而另一种呢？则是由自由民所耕种的，他们本人是地主。耕地大致都划分成两区，轮流耕作或是休耕，以保持土地的生产力。自由民的农地也分为两区，每家各分得一块。此外，像牧场了，森林了，这就是属于全村人民所共用的了。

　　战争是另外一种谋生之道。抢劫临近的部落或罗马帝国的边疆，不仅可以获得战争的经验，而且可以获得生活的必需品。尤其值得注意和重视的是，成为罗马帝国的佣兵，服务于罗马军队，可以享受到帝国文明的生活。我们可以肯定的说，不劳而获是第四世纪日耳曼人近亲帝国的重要动机之一。他们自己的生活十分艰苦，而且不断的有被邻近的大部落征服的危机。然而，边境的那一边，土地肥沃，生活安定，最能够引起这般蛮族的垂涎。

　　日耳曼人的男青，他们的目的并不在消灭罗马帝国，而是在分享他的文明。日耳曼人政治制度的最低层是农村。每一个农村都享受到相当程度的自制，在早期的时候，农村之上有部落。

根据泰西塔斯的记载，由族长组成的会议操纵了部落式的政府。但是重要的事件就得由全体的自由民所组成的会议来决定。在迁移的过程中，许多部落又组成更大的团体。自由民也就从此丧失了独立和政治权利。因为在迁移的过程中，不断的受到许多危机，逼使他们走向更有组织的中央政府。到了入侵罗马帝国之前，所有的日耳曼各民族几乎都由国王所统治，而以族长组成的会议来辅助国王，但是，各民族王权的演变并不完全一致。而国王的职权呢，也没有明确的规定。

　　因此，国王个人的强弱以及环境好坏，往往是决定王权大或小的因素。不过，我们应该说，日耳曼人所谓的国王，实际上不过是酋长。他主要的任务是领导人民作战。早期日耳曼人的社会和政治观念完全是基于个人关系，所谓地域国家的观念并不存在。这种个人关系的观念，最明显表现是在他们的法律方面。日耳曼人的法律和罗马人的法律不同。罗马法律是由政府制定和法官们处理事务的先例所造成的结果。而日耳曼人的法律呢？则是代代相传的民俗惯例。一个犯罪行为并不被视为违反国家的行为，而只是违反个人的行为。法律只是为受害者追捕所受损害的方法。因此，诉讼只是个人的私事，法庭不过只是调停人而已。处理的方法也不是根据人证和物证，而是根据一方的宣誓或接受审断法。犯罪行为包括了杀人罪，全都可以用罚款来抵消。依照被杀者地位的高低来决定罚款的多少。由此可见，日耳曼人尊重个人权利的观念。

　　接下来要告诉各位的就是，有许多历史学家认为日耳曼人是一个崇尚民主的民族。这种说法一方面由于日耳曼社会还有某些民主的因素。另一方面，也是将两种不同的观念混为一谈。那就是说，民主政府和个人天赋权利不能被政府所剥夺的观念。因为一个民主政府也能够像专制政府一样限制个人自由，而一个非民主的政府也能够相信自己对个人的权利是有限的，日耳曼人的法庭制度无疑的是很民主的。可是因人的身份而有差异的法律则又是十分的不民主。

　　自由人有权从贵族家庭中推选酋长，可是如何以民主方式来控制当选的酋长，则又不大明确了。因此，我们不能毫无保留的认定日耳曼社会是一个民主的社会。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说，日耳曼政府的职权则又十分有限。除了领导战争和处理民间诉讼之外，就毫无其他的任务。人民可以自由地经营自己的一切。所以我们可以说，日耳曼人确实有一种强烈的个人自由的传统。

这种传统对西方文化的演变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

　　日耳曼人很早就想在帝国境内定居，除了他们先天的好战性和剽掠的嗜好之外。帝国土地的肥沃，水土的温和，城镇的富庶，样样都对他们有吸引力。罗马皇帝不断地和试图越过莱茵河及多瑙河的部队交战。当帝国强盛的时候，对入侵的蛮族固然不难击退，但是从第三世纪以来，罗马人的爱国心和尚武精神都已经日渐衰退了。加以连年的内战，精力日渐萎靡、政治腐败的城市对战争已经不再感到兴趣了，乡村中的居民日趋减少。帝国既然是日渐衰弱，军队当中也招募雇佣了不少的蛮族。连以前只操在罗马人手中的指挥权，也逐渐的转移到蛮族的手中了。同时，许多日耳曼的移民就定居在罗马境内。这种参透运动到第四世纪就更行的尖锐化，连皇帝也不得不明令准许蛮族的整个部落占领那些人烟稀少的省份了。

　　在国境的另一面，大批的入侵者也逐渐的增加，这是东进不成转而西进的反应。原来，在公元初期，中亚和东欧以及北欧的半游牧民族开始了有史以来的民族大迁移。这场民族大迁移，说来还跟中国历史上的两汉讨伐匈奴是大有关系的。匈奴民族被汉朝挞伐，分裂为二。南匈奴逐渐的被中国汉民族所同化，而北匈奴在汉朝军队不断追赶之后，远走中亚，转而向西，于是就形成了后浪推前浪，造成连锁反应。他们就把当前的民族向西驱逐，而被驱逐的民族又被迫往西推进，就迫使日耳曼民族加强了他们向帝国的入侵。公元406年，犹如大溃提决一般，防守莱茵河及多瑙河的罗马军队全面的退却，蛮族大举涌进。公元410年，歌德人的一支军队在阿拉利克的率领之下侵入了意大利，攻陷了罗马城，洗劫了罗马长达六天之久，这真是一件震撼罗马世界的大事。

　　这时候，正值我国东晋的末年，刘裕掌权之际。法兰克人、布根地人、希哥德人侵入高卢，希哥德人就定居在罗亚尔河与比利牛斯山之间。不久，罗马皇帝只得承认希哥德人为盟友。希哥德人和汪达尔人又越过了比利牛斯山，向西班牙推进。汪达尔人更由西班牙渡过直布罗陀海峡而入侵北非。他们围攻了当时有名的圣奥思定主教所住在的希波城。当时奥思定主教已经是病重垂危之际。罗马皇帝竟然是束手无策，不得已在奥思定主教死后的435年，承认汪达尔人为盟友。汪达尔人在北非建立王国之后，以迦太基港为基础，建立了一支强大的海军，从事海盗的活动。

　　公元455年攻陷罗马，半个月之后，罗马城被洗劫一空，古籍文物的被毁可以说是空前。直到现在，我们仍然称那无知、恶意破坏艺术和文化的行为，为汪达尔人的暴行。这一年正是我国北魏的太武帝在位期间，罗马军队也在这段期间从大不列颠撤了回来。盎格鲁人、萨克逊人就趁这个机会占领了大不列颠岛。

　　圣热罗尼莫曾经这样感叹的说，我一想起我们这个时代的灾难，我的心就觉得悲伤。在君士坦丁堡和亚平林山之间，罗马人的血倾流了20年之久，各省都遭到了蹂躏和洗劫。不知道有多少贵妇贞女没有遭到那些野兽们的戏弄。主教被掳了，司铎和各级神职人员被杀了，圣堂被毁了，战马系在祭台旁，就好像在马厩一样。殉道者的遗骸被弃置在地上。各处在沮丧呼号，使我们明白人心对罗马毁灭的悲哀。眼看着罗马帝国所代表的秩序、稳定、文明、人道以及美好的生活都在蛮族所燃起的战火中覆没了。

　　前面提到，汪达尔人在北非建立汪达尔王国。由于族人当中大多数是亚略异端的狂热信徒，他们仇视罗马所有的一切。对天主教徒迫害最烈，还成就了好多殉教致命的圣人。第五世纪初叶，实在有不少的日耳曼民族信奉基督宗教。不过却都是亚略异端。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儿呢？

　　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就跟您谈到这儿了。我们留待下星期再为您做详细的说明，祝福各位健康愉快，愿天主的爱永远伴随着您，再会。